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湖南建康技工学校的校园环境。学校占地面积广阔，校园环境优美，绿树成荫，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学校的教学设施先进，配备有各类专业实训室和运动设施，满足了学生多元化的发展需求。此外，学校还自建有附属医院，为学生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机会。这样的校园环境不仅让学生感到舒适和愉悦，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大庆是中国的石油之城，开发建设已有60多年的历史，在特殊时期扛起了中国的能源大旗。
1963年，毛泽东提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习解放军”的号召，大庆成为工业建设成就的象征，从一个地名一跃成为大众文化符号。
新书《大庆：为了石油的建设》（下称《大庆》），以社会主义中国早期建设巨大的能源需求为背景，梳理了大庆石油生产和城乡发展的历史进程，回顾了国家支配生产要素和人力资源，如何在非常困难的时期建成“石油之城”。
“贫油国”翻身
从贫油国到产油大国，中国走过了一段坎坷的道路，其中交织着国家现代化的艰辛探索与社会的巨大变迁。
1938年，美孚石油公司地质顾问弗雷德里克·克莱普在《石油科学》一书中写道：“中国很多地方由不同类型和年代的岩石层构成，不可能存在商业规模的油田。但是中国一些地方有油苗，在沉淀盆地也有地面显示和石油构造。”以“后见之明”的视角看，克莱普“欲扬先抑”的判断，预告了20年后中国石油勘探的成就。
但在近代，因政治和经济因素，洋人是中国石油勘探的主角。美孚公司曾尝试在陕西省的延长盆地进行勘探，1917年终止。苏联地质学家曾在新疆乌苏和独山子发现油田，并在1937年帮助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现代化炼油厂，到1942年军阀盛世才终止了与苏联的合作。日本也曾派人在中国东北寻找石油，十余年无功而返。
抗战时期，为应对巨大的资源需求，国民政府成立了国防计划委员会，后更名为资源委员会，地质学家翁文灏率领的一批有留洋经历的知识精英领导这个组织。1934年，资源委员会团队在孙越崎的领导下，利用美孚公司遗留设备，成功发现了延长油田，1938年又发现了玉门油田。
在外援被日军切断的情况下，孙越崎带领工程师和工人们利用仅有的零部件组装机器，实现了玉门油田的紧急开采。1949年前，玉门油田生产了52万吨原油，贡献了当时全国产量的95%，对支援抗战起到了关键作用。延长油田于1935年被红军接管，玉门油田1949年顺利移交给解放军。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中央建立了一整套管理体制。燃料工业部是1949年以后最早建立起来的部门之一，下设煤炭、电业和石油三个管理总局。1955年，这三个总局均升为部级单位。
据《大庆》一书介绍，第一任石油工业部部长是1928年参加革命的李聚奎，副部长李范一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原南京国民政府官员。但在石油工业部门，负政治责任的一把手任期往往并不长，拥有专业教育背景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技术领导”则相对稳定。
“一五”期间，矿产资源的全国调查得到了大量投资，列于优先地位，以支持工业计划。国家初建，一穷二白，为了取得石油勘探的突破，“在先进技术和重投资的辅助下，‘人海战术’在取得矿产资源勘探的成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52年，解放军成立石油工程第一师，兵力达8000余人。1953年，北京石油学院建成，人才来自清华大学和玉门油田。1957年，全国已有19000余名地质技术人员，接受高等教育的地质专业学生在“一五”期间每年增长70%。我国还建设了采矿机械工厂，拥有上百台钻机，地质勘探投资也达到17亿元人民币。
“人海战术”在技术精英的引导下开展。李四光领导全国矿产普查委员会，由地质学家勾画关键调查区域。石油师等队伍执行勘探钻井工作，多为在野外开展的高强度体力劳动。1956年，全国有超过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取得勘探进展，超过300个石油地质构造和240个油苗被发现。
在荒野中“拿下大油田”
1955年，新疆克拉玛依发现大油田，这是解放后发现的第一个大油田。但是，当时石油产业投入超支两倍，产出却比“一五”计划目标少了四分之一，不得不花7%的国家资本进口石油。我国的主要油田都在西北，远离工业区，长距离运输成本很高。加上当时农业增产慢，城市人口增长快，粮食消耗大，而国家主要投资搞重工业，无力支持农村发展，农业成为中国工业化道路上的发展瓶颈。
总账算不平，集中现有资源用最快的办法获取更多的石油，成了当时必须突破的现实困境。1958年，开国中将余秋里走马上任石油工业部部长。他曾任解放军总财务部部长，在部队里抓过经济。
“二五”期间，邓小平任主抓能源的副总理，他建议将石油勘探的战略重点转移到东部。基础设施较好、工业基础较好、能源需求高，是这一建议的客观原因。1955年，康世恩率团访苏，参观了巴库油田等，带回了最先进的地震仪。康世恩在石油工业部一直工作到上世纪80年代，也曾担任大庆勘探开采的总负责人。
余秋里开创了石油勘探的“会战”模式，也就是采用上万人集中勘探。1958年，石油工业部有3.6万人、916支勘探队在现场工作。“会战”最初在四川南充展开，3400名玉门油田工人也赶来参加。四川省动员数万人进行基建施工。虽然四川会战很快因成果不佳而结束，但为次年的大庆会战作了演练。
1957年4月，石油工业部成立松辽石油勘探大队，很快升级为勘探局。副部长康世恩亲自督战，1959年9月26日，大同镇松基三井出油。因国庆将至，这个油田被命名为“大庆”。
最初，大庆是一片荒原和沼泽，人烟稀少，最近的城镇是安达县。黑龙江省的大城市齐齐哈尔和哈尔滨离大庆都有几个小时的火车车程。在“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下，大庆创业者们吃了很多苦，国家、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也集中资源进行支持。石油工业部直接向周恩来总理和中共中央委员会汇报，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动员了3万名退伍军人参加会战，并让余秋里“想要什么就从我们库房里拿”。
铁道兵在哈尔滨设立了支援会战指挥部，快速增扩滨洲铁路的运能。萨尔图火车南站从三四条线路增加到23条。1960年，大庆4个火车站每天的装卸车厢数就超过了1959年全年总量。1961年，“一五”重工业项目齐齐哈尔富拉尔基热电站向让胡路110千伏变电站输电。
油田发现4年后，大庆的原油贡献就占到了全国的一半。《大庆》一书中提到，后来的30年里，大庆油田都是中国最赚钱的国有企业，“如果没有大庆油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将面临资源上的掣肘”。
自1961年开始，中国停止从苏联进口原油，1963年起大幅减少苏联石油产品的进口。大庆油田的发现和投产，及石化产业的陆续建设，改变了“贫油国”的身份，根本上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尽管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大庆创业者们的生活条件不佳，但在理想主义热情鼓舞下，年轻的技术领导、工程师、军人、大学毕业生们不分彼此，共同生活，互相协助，成就了一个时代奇迹。
“在十年政治经济改革之后，国家在被广泛承认的同一意识形态下被彻底组织动员起来。政党-国家模式能够在极短时间内，为一个项目从群众中汲取并调动资源、精力和热情。这是通过大量的资本投资实现的——不仅是物质资本，还包括人力资本。”《大庆》一书点评道，“每个个体被动员起来，整合成集体的一部分，既是革命改造的客体，也是革命改造的主体。在这段时期，国家与社会、公共与私人之间没有界限。”
《大庆：为了石油的建设》
侯丽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4年6月版
（本文图片来自《大庆》画册，由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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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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