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民族就是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的地理位置使它一向处于东西方冲突的前沿。公元前5世纪，它向波斯称臣；后来成为了罗马的附庸；信奉基督教之后又被波斯人统治；9-11世纪，来自西面的拜占庭吞并了它大部分领土。公元12世纪起，几度亡国，又都重建起亚美尼亚人的地方政权。17世纪，亚美尼亚被奥斯曼帝国和波斯萨法维帝国瓜分。
最近这些天，各地陆续公布了上半年的GDP数据。虽然就实际增速而言，有18个省市区超过或追平了5%的国家线，但受到通缩压力等因素的影响，绝大多数省份的实际增幅都高于名义增速。而名义不低于实际，且两者均达到5%以上的省市区仅有山东、浙江、四川、北京、内蒙古、贵州、新疆、甘肃、西藏等9个。
当然，短期的经济波动、增长起伏对于区域观察意义不大，我们更应该关注长期的趋势变化。
除了人尽皆知的长三角、珠三角强者恒强，领先幅度越来越大外，还有哪些意想不到，或者新出现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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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部崛起战略提出20周年。它和1999年实施的西部大开发、2002年启动的东北振兴一道，促成了本世纪头20年中国区域发展的重大转变。
在此之前，根据改革开放之初高层提出的“两个大局”思想，中国实施的是沿海率先崛起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东部地区借助开放政策，通过吸引外资，冒出了一大批经济强市。
1978年时，GDP前十大城市中来自中西部及东北的城市数量还占到一半（重庆、沈阳、大连、武汉、哈尔滨）。但到1999年，随着深圳、苏州、杭州、无锡等沿海城市的崛起，内陆城市只剩下重庆和武汉两座。
为了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世纪之交国家先后推出了三大区域均衡发展战略。不过出于增长惯性，在之后的几年里，沿海与内陆的GDP差距继续拉大，在2005年前后达到了顶点。
当年，东部沿海10省市（不含辽宁、广西）占全国GDP比重达到59.54%。
此后，伴随着中西部城市化带来的大规模基建投资浪潮，以及汽车、电子等制造业由沿海向内陆转移，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开始发力，内陆各省份经济增速连续十多年整体快于沿海，涌现了合肥、长沙等一批排名上升几十位的黑马城市。
2005～2019的14年间，东部三大经济区京津冀、江浙沪和广东GDP分别增长了4.049倍、4.85倍和4.77倍。而位于中部的河南和两湖，则分别增长了5.125倍、6.49倍。位于西部的川渝、云贵更猛，分别增长了6.47倍和7.315倍。其中，贵州连续10年GDP增速位居全国前列。
但是近年来，人口负增长、城市化速度放缓导致房地产引擎熄火、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地方政府债务攀升，加之国际局势变动引发产业链转移，这个趋势发生了逆转，东部沿海省份GDP占比开始触底反弹，由2019年的51.58%上升至2023年的51.72%，今年上半年进一步提高至51.88%。
其他地区的占比则纷纷回落。上半年，东北第一城大连GDP被温州反超，并被徐州逼近，面临着掉出前30的风险。文章开头提到的9个“成绩优秀”省市区无一位于中部，河南、山西的GDP甚至低于去年同期数值，名义GDP出现负增长，成为全国仅有的两个负增长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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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内陆省份中，也有一些表现亮眼的。上半年名义增速前三名全部是西部省份。西藏以11.2%的超高增速排名第一，第二名新疆也达到7.8%，第三名甘肃、第四名内蒙古都超过6%，分别为6.9%、6.5%。
除了不沿边的甘肃，其他几个省份的成绩得益于边贸出口的迅猛增长。
从数据来看，出口仍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三驾马车”中表现最好的。
上半年全国出口总额增长6.9%，既高于GDP增速，更远高于投资（3.9%）与消费（3.7%）增速。变化只在于主要贸易对象。
过去，美国常年是中国第一大贸易对象国，欧盟则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区。但2019年，东盟超过美国，2020年又取代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对象。今年上半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量继续保持10%以上的高增速，而对美、对欧贸易分别只增长了2.9%和-0.7%。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中国与俄罗斯、中亚等国的贸易也增长迅猛，这些都利好相关沿边省份。
比如广西，受惠于紧邻东盟尤其是越南的优势，上半年出口增长了28.5%，达到1918亿元，超过辽宁、天津、湖南等省份，全国排名由去年的17名升至13名。
其中，对越南出口中间品636.7亿元，增长50.3%。越南已连续25年成为广西最大贸易伙伴，对越贸易占广西对东盟贸易的77%、全部外贸的42%。
随着平陆运河开工建设，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门户省份的广西，凭借背靠大西部、面向东南亚的地理优势，未来有望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并和正在全力打造自由贸易港、将与明年启动封关运作的海南一道，构建环北部湾经济新增长极。
除了往南面向东南亚，在往西连通中亚方面，新疆的主场优势也越发凸显。今年上半年，新疆出口总值1889.7亿元，同比增长高达51.4%。其中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稳居新疆贸易伙伴国前两位，分别增长45.8%、8.7%，而对整个中亚五国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额则分别增长了23.9%和43.6%。
随着今年6月中吉乌铁路的签约落地，南北疆都将拥有通往中亚的国际铁路，这势必进一步提升新疆作为中国向西开放桥头堡的地位，带动全疆的开发开放。
不过最“炸裂”的还得属西藏。虽然地处高原，但近年来西藏抵边发展、对外开放动作频频。去年11月，中国里孜-尼泊尔乃琼口岸开通，至此西藏已拥有樟木、吉隆、普兰、里孜四个陆路口岸，以及里布列克、什布奇、乃堆拉等三个山口供边境贸易和香客朝拜。
今年上半年，西藏出口同比增长122.9%，外贸增速连续6个月保持全国第一。
当然，西部沿边省份的发展无法取代东部沿海大省的经济压舱石作用，但确实可以拓展中国产业安全的回旋余地。比如新疆，去年先是凭借大闸蟹、三文鱼等水产出圈，后来又因粮食总产增量、播种面积增量两项全国第一而受到关注。虽然经济总量排名依旧不高，但作为战略备份区的重要性日渐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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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头十几年，中国经济高歌猛进，各地发展百花齐放、你追我赶。那一时期GDP作为重要的经济指标，具有较高的观察比较价值。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意义已经不大。
一来各省市间的排名逐渐固化，像合肥在过去20年排名上升几十位，或者黑龙江排名断崖式下跌10位以上的情况将越来越少；
二来受马太效应影响，东部与中西部，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与其他内陆地区的差距只会越拉越大。
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不妨效法浙江取消26个欠发达县GDP考核的做法，也给除东部沿海10省市及川渝、两湖、河南等几个经济大省以外的16个内陆及东北省份进行GDP考核松绑。
转而关注一些更能体现经济质量、民生福祉的数据，比如人均收入、人均能耗、城乡收入差等，另外还有一项重要指标，就是本地的财政自给率。
今年上半年，全国只有上海财政实现自给，其余省份，包括浙江、江苏等过去表现比较好的地区，也出现了财政收不抵支的情况。
正是因为GDP竞争压力，加上财政有中央兜底的心态，使得各地举债搞了很多无效基建，上马了不少无用项目，地方债越来越高。
未来，除了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提出的“提升市县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程度”“合并地方附加税，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率”等改革措施，增强地方财力外，还应该严格财政纪律，比如以现有的财政自给率作为一条基线，对各地进行考核，自给率上升的考核加分，下降的减分，一届任期内如果连年下降的，直接一票否决。
总之，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可以也应该放下对GDP高增长的执念了，是时候将更多精力、财力、注意力转移到民生社会事业上来了。毕竟区域城市间的竞争，不只是经济硬实力的较量，也包括软实力的比拼。
这方面，过去一两年以山东淄博、贵州榕江、新疆阿勒泰等为代表的一批网红城市已经进行了初步的探索，让人见识了迥异于北上广深的中国城市的多样性。
在此之前，福建三明、陕西神木因为推进医改，陕西吴起、福建马尾由于实行12年免费教育，也曾引发热议，收获大量赞誉。
但相较本届奥运会上巴黎所展现出来的集历史、人文、艺术、建筑、时尚于一身，令人炫目的城市魅力还相差甚远。
而这，才应该成为未来中国城市竞争的努力方向。
毕竟，普通人讨论城市时，关注的往往是它的美食风物、人文底蕴、教育医疗、交通住房，很少有谁会先问一句：这地方的GDP是多少？全国排第几？
（作者系长三角区域城市观察家、“为父亲写史”计划发起人、公众号“三土城市笔记”主理人）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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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哥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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